摘 要：国民经济学家宣称市场经济能够成就道德，但是社会现实却与之恰恰相反，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何在呢？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如同星光划破夜空，对于国民经济学矛盾的揭示实际上已经以特殊的方式照亮了新的理论空间的边界，也正是在对国民经济学家的否定性批判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得以初现端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二律背反根源于其研究所处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使得资本主义被视为超越历史的永恒的存在而逃脱了理性法庭的审判。国民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非历史理论，其解释世界的努力在于遮蔽非理性的社会现实。与之相反，跳出特殊利益桎梏的整体立场能够对理论的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进而能够在理论的彻底革命性变革中实现社会的变革。
当青年马克思尚处在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之下的时候，恩格斯已经先行开始了国民经济学研究。对于马克思来说，通过法哲学批判揭示出被抽象的哲学话语“所压抑的经济上之阶级构造问题来是有意义的”，“的确，就观念论的历史来说，经济性的东西大概是‘看不见’的基础吧。然而，在英国这个经济性的东西并不是看不见的。围绕经济上的利害所发生的阶级斗争昭然若揭。”1844年 2月恩格斯在卢格和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作为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发端，《大纲》由众多的富于战斗性的思想段落整合而成，其中众多天才的理论洞见相互辉映，闪耀着思想的光辉。“马克思对这篇著作作了详细摘录，给予高度评价，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指出这篇著作‘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为什么在开始经济学批判的地方就“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了呢？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正是在对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局限的揭示之中得以初现端倪的，当一条条对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揭示出理性经济学非理性面向及自身存在的二律背反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以否定的方式指认出了新的阐释力更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立场和逻辑空间。当然，由于这还不是成熟的系统的研究，因此这些批判所起的作用只是照亮原则的敞露而非详细的理论阐述，不这已经为理论范式的转换以及在此基础上新的理论的产生标的了方向。恩格斯对于当时被视为具有理性科学典型特征的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非理性面向的批判性审视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的马克思正沿着法哲学批判的道路前进，“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论述无疑引起了马克思的高度关注，但是相对于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如自然科学一般对于社会经济现实的直接阐释而言，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于市民社会对共同体政治生活破坏的论述就显得过于抽象和神秘了。因此，恩格斯对于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思路恰好与刚刚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并将目光投向市民社会的马克思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对马克思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代表了对另外一种‘神秘意识’（即国民经济学辩护性方面）严肃而系统的批判。这种‘神秘意识’遮蔽了真实世界的斗争，而这种真实世界的斗争通过以马克思仔细描述的‘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为目的的革命实践，可能会有助于人类。”
一、抽象价值批判：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对于国民经济学抽象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理性经济学的非理性面向
无论是以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萨伊为代表的以理性科学面貌出现的新经济学，还是以野蛮论调登场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归根结底都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非历史理论，其运用抽象方法对世界进行解蔽的过程的实质恰恰是以理性的面貌完成了对于非理性的社会现实的遮蔽。恩格斯在《大纲》的开篇处写道：“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前身，古典经济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宣称致力于富国裕民的目标之实现。国民经济学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作出了一种市场道德主义的价值判断。在国民经济学家们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对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为其首要规定性的，因而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具有主体性地位的个人自主活动的领域。在个人自由原则的支撑之下，市场经济从私人出发经过复杂的劳动分工而最终得以成就共同体的善。换言之，内在于市场经济运行之中的如自然规律一般的法则最终将确保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美好社会共同体之善的实现。他们为世人描述了一个在社会分工合作之下公平交换互助共荣的市场经济图景，人们在其中仿佛真切地感受到了理性在历史中的力量。但是在恩格斯看来，以理性的面目出现的国民经济学比起“不科学的生意经”来更加巧妙地掩饰了其“自私自利”的本质，成熟的体系和理性的形式掩盖住了其“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秘密。要揭开国民经济学的秘密就必须追溯至其起源，就必须将国民经济学的主要范畴放在历史中加以考察，就必须回顾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说明了国民经济学并不是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普遍原则，其本身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因而不具有终结历史的永恒性。顾名思义，国民经济学将自身标榜为致力于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在历史现实之中其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洋溢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气息。“允许欺诈的体系”传神地勾勒了国民经济学的虚伪，“欺诈”是非道德的行为，是为道德原则所不能容忍的行为，但是在国民经济学中却是被“允许”的，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正是由于国民经济学家将自由竞争作为自然而然的先在规律接受下来，因此在自由竞争之中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之下“允许欺诈”也就变得自然而然了。换言之，在国民经济学理性化的体系中却存在着非理性的内涵，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恩格斯对于国民经济学起源的历史性探究说到底是对于其理论预设的前提和内含的矛盾的一种呈现，呈现出新经济学内在的矛盾性，即自我维系和自我颠覆的两重力量。
（二）抽象方法造成对社会现实的遮蔽
在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错谬之后就需要对造成这种错谬的原因加以考察，而这种考察取得成效的前提是采取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家的方法。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起源的探究是从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开始的，由于“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恩格斯的考察也从价值范畴开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价值范畴的重新界定还需要经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才能够达到，恩格斯此时还没有如同后来的马克思那样围绕着价值与劳动的关系进行分析，他在这里对于价值概念的批判性分析还主要是围绕着作为价值的表现的价格而展开，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给出完整系统的重新界定，毋宁说是对于这个概念的产生进行发生学的考察以发现其中遗漏的内容及造成这种遗漏的方法论根源。关于价值范畴的界定在新旧经济学家之间并未引发争论，“关于这类论点的所有争论都出自新近的经济学家。靠种种对立活命的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一种双重的价值：抽象价值（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关于实际价值的本质，英国人和法国人萨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①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英国国民经济学主张决定实际价值的核心要素是生产费用，而法国的国民经济学萨伊则主张实际价值要依据物品的效用来进行衡量。这个争论自 19世纪初就开始而一直没有结果。换言之，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律两种对立的主张必有一种正确，那么为何争论却迟迟未能有结果呢？恩格斯敏锐地发现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对于价值的解释实际上只是同一抽象过程所得出的同一结果的两个端点而已。换言之，这两种在表面上看来是针锋相对的主张实质上来自相同的抽象过程。如果从这两种解释的实际发生来考察就会发现二者实际上都是为了相同的理论目的而服务的，都基于相同的理论预设并运用了相同的抽象方法。正是因为在抽象思维中可以不考虑竞争，所以英国的经济学家可以不考虑效用价值而法国的经济学家可以不考虑生产费用。英国经济学家将自己的考察仅仅限于生产领域而无视商业流通领域，而商业领域恰恰是具有明显的竞争的领域，因为一旦考察商业领域的竞争就不得不考虑物品相对于购买者的效用。法国的萨伊则在确定具有主观性的效用时为了忽略掉生产费用对于物品效用的关系而有意识地撇开了可能带来与生产费用关联的竞争，而竞争恰恰是能够相对客观地测量效用的方法。换言之，抽象思维可以离开现实单单依靠抽象概念的演绎而构建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理论建构物虽然在自身的封闭体系中能够保证逻辑的一致，但是难免与其他具有同一问题域的理论发生矛盾。由于没有统一的可靠的检验的现实标准，因此抽象理论之间的争论往往是无休无止而没有结果的。不将竞争考虑在内的抽象的商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以抽象的商业为研究对象的抽象的理论自然也是非科学的。
“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萨伊离开了实际存在的竞争去抽象地研究效用的结果就是使得效用成为一种纯粹主观的产物，也就是说效用是一种无法绝对确定的东西。换言之，一旦他将实际存在的竞争考虑进来就不得不去考虑生产费用，“因为没有人会卖得低于他自己在生产上投入的费用”。同样的，英国经济学家对于生产费用的考察也脱离了竞争的背景，因此他们对于抽象劳动的理解也仅仅是头脑中对劳动进行抽象，而现实中劳动经由市场竞争关系而实现的抽象化则在他们视野之外了。抽象劳动是以市场竞争为中介的，离开了市场经济也就无所谓抽象劳动。抽象价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要研究抽象价值就必须同时考虑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难道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想到，一旦竞争被撇开，那就保证不了生产者正是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卖自己的商品吗？多么混乱啊！”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生产费用的三要素被明确地界定为土地、资本和劳动，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财富的范畴分别是地租、利润和工资。从逻辑上来说，对于财富分配的理解是由对于社会财富的产生的分析所决定的。恩格斯对于市场道德主义的主张的批判是通过还原其历史起源来进行的，首先，由于地租是由土地私有权产生的，因此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以排他的方式集中在少数地主的手中，这实质上是与共同体的土地共享的原则相抵触的，因为土地恰恰是共同体的最自然的根基。其次，在实际经济运作之中资本不仅仅是参与生产的资本，也可以是生息的资本，而资本带来利息的实际运作过程却是不道德的，因为“贷款生息，即不花劳动单凭贷款获得收入”，生息资本没有参与生产，其本身与劳动也就没有联系。第三，国民经济学家主张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以此为前提，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逻辑上来看，劳动产品都理应属于劳动者本人所有。正是前提使得劳动的积累成为可能，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的资本也就具有了正当性。但在资本主义现实当中，不从事劳动的资本家却拥有私有财产，这和上面的推论明显是矛盾的。按照理论的推理，“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因此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场景之中，资本却是由于经济发展之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所产生的。相应的，“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在计算工资的时候资本与劳动也是分离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却是没有资本的，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获得的报酬只是工资，而工资的计算标准并非劳动所产生的价值，而只是可以勉强维持工人最低生活的费用。“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现实的需求者，现实的消费者。”这无疑又是用计算理性抽象现实的结果，经济学家眼中所能看到的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等价物”。抽象简化的经济要素显然不能够成为理论研究的前提，无论是“人”“需求者”还是“消费者”显然都是丰富多样而不可以简单化约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会试图进行这种抽象处理恰恰是为了以理性的抽象思辨去掩盖非理性的真实内容，“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因此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出发才是克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的逻辑起点。以各种面目登场的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概括所表述的其实都只有一个最大的社会生活的现实，亦即私有制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自由竞争意味着将社会共同体撕裂开来，意味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所谓的通过社会分工而带来理性经济的社会分工体系只不过是残酷现实的遮羞布而已。
对于价值的真正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开始，国民经济学家从价格的波动现象入手进行关于价值的研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纯经验的规律”。价格的上下波动是直接可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国民经济学家“从这个规律中抽去他的实际价值，就是说，抽去竞争关系均衡时、供求一致时的价格，这时，剩下的自然只有生产费用了，经济学家就把它称为实际价值，其实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恩格斯在这里将之明确指认为一种黑格尔式的颠倒，“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并提醒大家去阅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本质表现为一种颠倒的现象形式，颠倒构成的抽象本质使得人们认为以生产旨在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最终将在分工机制的作用下成就社会共同体的善。那么造成价格上下波动的原因是否只有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价格的上下波动还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有关，而这种实际存在的竞争关系作为道德的否定性因素在国民经济学家的抽象中却被抹去了。如果人为地排除了竞争关系而单单从价值对于人的需要满足的角度来看待生产，那么这种生产就可以使社会分工者彼此相互成就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的价格还受到竞争关系的影响，而受到价值和竞争关系共同影响的价格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生产，因此这种生产无法成就整个共同体的善。国民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只是将自由竞争作为无可争议的前提接受下来，但却无力说明这种竞争关系如何能够使得处在该关系中的人们通过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共同从事生产来成就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的幸福。诚然，如果仅仅从形式上来看，商业成为了将社会成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分工合作和等价交换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与平等得到了实现。但是一旦去考察形式的现实基础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由竞争也仅仅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即相对于抽象的个人来说是平等的。由于现实中的人实际上已经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已经具有了先天的不平等性，因而形式上的平等反而加剧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实际社会现实中决定竞争结果的归根结底是社会势位所带来的权力。人总是社会中的人，社会结构使不同的人居于不同位置之上，不同的位置带来了不同的势能。无资本的劳动竞争不过土地和资本，小的资本所有者竞争不过大的资本所有者，最终的经济生活实际上是一个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世界。私有财产制度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相互竞争的状态，这种实际结果与新国民经济学关于市场道德主义的理论主张是恰恰相反的。不仅如此，现实中的竞争是全方位、各层面的全面的竞争，不仅仅存在地租、资本、工人三方之间的竞争，而且每一方在各自内部的不同主体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竞争。决定竞争结果的原则是主体在社会现实中所拥有的权力，而并非是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能够产生价值的劳动。因此，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关系在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成就中得以维系和持续。现实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居于社会经济结构不同位置的主体先天地具有权利上的强弱差别，只不过这种现实差别被形式化的平等法则过滤掉了。结构性的差别下展开的所谓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向具有先天优势的竞争者手中集中，如此一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并没有带来人的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恰恰相反，带来的却是披着道德外衣的新型的奴役关系。
（三）以社会有机整体为对象的科学方法
在《大纲》中，恩格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称为“新经济学”，这里的“新”是相对于先前不同发展阶段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言的。同样的，恩格斯有时也将“新经济学”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这标识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产物。正是由于采取了历史的视角，恩格斯在历史的比较中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以往经济学的进步意义。同时恩格斯也发现，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新经济学都是“商业扩张的结果”，二者并无实质上的矛盾与对立，而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表现，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重商主义必然会发展为类似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恩格斯运用历史的方法指认出资产阶级经济学革命的虚假性，这种虚假性为理论内容的对立所掩盖。因此，要真正揭示出这种虚假性，必须批判其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片面性，“依据当时恩格斯的理解，这种片面性就是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性’：‘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正是由于受限于经验直观的直接性和既成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思考缺乏历史感。在经验性思考中，经济规律和范畴就视为超时间的永恒不变的存在。恩格斯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将经济规律和范畴看成是在历史上产生的，因而需要置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背景之中加以考察的对象。
恩格斯在晚年谈及《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回顾到：“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作为“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和“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的经济事实当然不可能仅仅只是直接呈现在直接经验中的经济事实，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整体的事实。以在《大纲》中青年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和现代工厂制度的研究为例，尽管此时的研究是从机器生产的角度对于工厂制度的具体描述，但是，这种研究已经置于一个超越工厂制度本身的广泛的背景之内，正由于此资本反对劳动而造成的机器生产对于社会关系的非理性建构才得以呈现。尽管当时的青年恩格斯还没有完全自觉到这一点并在理论上进行系统论述。恩格斯指认出，机器的发明是推动工厂制度建立的直接原因，而机器的发明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如果将之作为一个个单独的环节来考察的话，那么就体现为一个理性的链条。如果单单就“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对于生产的组织进行描述，那么就可能陷入理性合理化的陷阱之中。恩格斯在这里之所以能够看到“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非理性面向，恰恰在于其已然将对它们的具体考察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背景之中，如此一来，就不会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工厂制度的技术维度，而是能够看到背后的社会维度。如果将研究视域停留在前者，那么就仅仅能够看到机器进步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对于社会维度的工人失业、工资降低等社会问题就会缺乏关注。正是已然有一个整体性的背景框架，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的悲惨状况才得以具体呈现出来。
二、私有制批判：思想前提的批判对于超历史理论的超越
（一）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产生于共同的思想前提
恩格斯敏锐地发现尽管国民经济学在理论形态上发生了所谓“革命”，但是由于理论的演化过程都是以私有制为前提而发生的，都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都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既得利益服务的，因而本质上并无原则的差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于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将金银货币视为财富的唯一代表，因此，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来说，增长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夺取和积累尽可能多的金银货币。因此，重商主义自身的存在离不开封建王权势力的支持。重商主义学说将流通领域视为财富的源泉，其研究的视域和政策主张也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对于重商主义者而言，流通过程中由于低买高卖所得到的让渡利润是使得财富增加的不二法门。对于以富国为己任的重商主义者来说，由于流通局限于一国之内，国内贸易所改变的只是一国内部的财富分配格局，而不可能增加该国的国民财富总量。如此一来，除了对于金银矿产资源的直接开采之外，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才能够真正增长国家的财富。要切实增加一国的财富总量，就必须确保贸易出超和金银进口，换言之，国家应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为资本在历史上的一种存在方式，专门承担商品交换中介职能的商人资本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因为其存在的条件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需要的条件。生产方式制约着商人中转劳动产品的规模，同样的，商业的发展则可以促使生产随之具有越来越多地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与产品只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规模的扩大成正比。商人的财富总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生产越是不发达，货币就越是集中在商人手中。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在于增加交换价值。新经济学尽管批判了重商主义明目张胆地追求货币流入本国的主张是不道德的，但其对于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论述只不过为实际上仍然是不道德的经济活动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因此它实际上“只前进了半步”而已。这样的结论虽然“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但是由于其与重商主义一样将私有制作为无可置疑的前提接受了下来，因而是在实质上是虚伪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新经济学中道德的精神要素反而成为了不道德的现实的遮掩物，在客观上恰恰起到了非人道的作用。在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青年恩格斯敏锐发现新经济学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无法解释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及症结，最终不过是对既有社会现实的辩护。国民经济学家们都是以自己所直接面对的社会现实为起点展开理论研究的，都期望能够揭示现实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但是由于所使用的方法的直观性与抽象性，因此他们的理论尽管建构起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相关范畴，但都只不过是对社会现象的现象性描述，无法真正触及现实。换言之，形形色色的国民经济学理论都不过是对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合理性的辩护。因此，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真正介入现实并改变世界，首先必须对既有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前提进行批判，只有在批判的视角中才能揭示出理论无法触及的现实根源，由此才能展开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研究。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排他性的竞争关系
“在这个批判中，恩格斯使用了熟悉的黑格尔派的解释，这种解释揭露了由自由贸易制度所产生的‘矛盾’，并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正如恩格斯在《大纲》中所说的那样：“换句话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人与人之间是孤立的原子式的关系，作为原子的个人主体的主体性受制于市场运作的自发性，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主体。市场经济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被认为像自然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因为只有这样的原则才能为不同主体所共同接受和遵守，这样一来，主体成为了一种静观的功能性的逻辑结构，认识的客观性要求主体的一致性，不同主体间的差异性被抹平了，或者说主体的特殊性只体现为可被客观计量的量的差异性。因此，受制于相同的市场经济竞争规则的垄断与竞争虽然在理论形式上截然相反，但是在事实上却是互为中介的关系，尽管“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打时的吼叫”。从表面上来看，重商主义主张追求商品输出超过商品输入以积累国民财富并相应地进行贸易保护，而新经济学则主张进行自由贸易。但是如果从历史的实际发生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由追求贸易顺差的重商主义发展到主张自由贸易的新经济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商业扩张和新产业革命的自然结果。回到历史的实际发生之处，私有财产本身就意味着对于社会性财富的排他性占有，而垄断财富的自我增长则必须经由自由竞争的机制加以实现。也就是说新经济学与重商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差异，毋宁说二者是相互成就的。新经济学主张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恰恰以私有财产关系为前提，而私有财产关系正是一种排他性的垄断。自由竞争是以财富的私人垄断为前提的，而这种私人垄断基础上展开的自由竞争的结果只可能是新的垄断。换言之，垄断要实现自我增长最有效的形式就是借助于自由竞争的机制。自由竞争的结果就使得财富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在竞争中他们的优势进一步扩大，由于竞争规则具有形式上的平等性，因此形式上的平等反而维护了实质上占据竞争优势的人的优势地位。他们强大的经济优势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权力，这使得资产阶级政治所主张的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成为了不具内容的形式上的权利，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道德原则在事实上是无法实现的，它们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与国民经济学家所宣称的市场机制对于道德的真正实现相反，市场中必然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恰恰与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成就的道德原则格格不入。因此，要解决理论的自相矛盾就必须摧毁结论得以真正产生的前提，就必须对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新的国民经济学都是产生于私有制这一前提之下的理论结果，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私有制下的利益关系，如果不批判这个前提，理论上就不能真
正前进一步。
（三）立场的转换带来全新的理论视域
“恩格斯那本著作的重点是先于经验研究的概念性分析。作者坚信这样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巩固内在的理论成果，而不是科学假设的方法及其随之而来的试验。”“实际上，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讨论的‘矛盾’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更具体的探讨。马克思试图挖掘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下面的东西时，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要做政治经济学家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考察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视野只限于特殊性层次的经验现象，“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与之相对的科学的方法则应该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亚当·斯密的体系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但在其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使用的却是“非科学”的方法，“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换言之，斯密所发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只是从经验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联系，其经济学研究并没有真正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国民经济学家由于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往往直观地将颠倒的现象视为本质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结论。这种颠倒的现象形式就其为现象而言本身造成了对于本质的遮蔽，就其作为颠倒的形式而言则为本质之解蔽提供了过程性的中介形式。经济学研究要做的并非揭开现象以直视本质，而是搞清楚现象是怎样在现实中如此这般显现出来的。现象不是与本质相互平行的镜像，现象的关系不仅仅是与本质相对应的镜像关系，其本身亦是本质与现象之本质关系的有机构成成分。对于现象的直观意识由于没有把握住本质因而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但是这种虚假意识所直观到的现象却并非是意识的产物，毋宁说其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单纯地改变意识并不能改变呈现如此这般现象的现实。现象是对于本质的遮蔽，但是作为遮蔽的现象的存在却是客观的现实。对于现象的非本真性的认识不能脱离开现象得以如此这般呈现的现实基础，一旦离开现象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的现实基础来谈论本质，那么对于本质的抽象谈论本身又会转化为对于本质的遮蔽。
私有财产制度的根源究竟何在？资本又来自于哪里？当一旦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资本主义内部的紧张矛盾就自然成为了反思对象。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无处不在，市民社会内部所具有的自我否定的逻辑成为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线索。超出原有理论解释范围的新问题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触摸到既有理论的边界，问题的解决就是突破这个边界，如果在既有理论框架内仍然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就必须对理论的前提进行批判性反思。要突破资产阶级经济学固有的二律背反，关键在于跳出其狭隘的阶级视域，坚定地站立在人民的立场上。正是由于一开始就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恩格斯能够直接感受到国民经济学家的理性构思与劳动人民悲惨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理性的工厂制度之下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实际上却如奴隶一般的存在，这也是促使其进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直接动因，但是这种批判不仅是道德义愤，而是一种在呈现出国民经济学内在矛盾的基础上揭示其所反映的市民社会的自我颠覆趋势的批判。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不道德的现实被道德的理论掩饰了，这样一来，他们的理论往往成为了市场道德主义的宣扬者。不道德的理论诉求是见不得人的，因而不道德的理论的真实诉求和其实际所言之间就必然是断裂的，由于理论所明言者与真实存在相脱节，因此这样的理论无法改变不道德的现实。要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就必须批判产生这个不合理现实的前提，因为为不合理现实进行辩护的理论实际上也是从这个现实前提出发的。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是私有制，而私有制的真实内涵是竞争，如果从竞争出发去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学所讲的经济的理性运行方式，就可以看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过剩人口，就可以看到工厂中的新型的奴隶制，就可以看到竞争升级版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战争状态。因此，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全面地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消除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才能真正成就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的道德共同体。
三、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非理性的理论内容具有自我颠覆的维度
（一）理性规律的展开的现实结果却是现实的人道危机
对于供求关系影响价格波动的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揭示是国民经济学的贡献，使得人们能以理性科学的方式来分析和研究经济活动，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肯定了国民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的贡献。真正的科学规律必须能够准确地解释现实运作的机理并且帮助人们解决现实问题，那么国民经济学家揭示的价格波动规律是否能够符合这一要求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些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不是用经济学家想使我们相信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这样一种规律的揭示非但没有使人们获得合理组织经济活动的理性能力，相反，一次又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向人们揭示出这一规律的理论解释的盲区，亦即理性的市场经济运行的非理性一面。理性规律的现实作用并非是使人们能够理性地组织生产活动，而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下制造出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这里应当格外重视恩格斯所使用的“无意识”一词，这里的“无意识活动”恰恰才是自然规律发挥作用的基础，正是作为基础的“无意识活动”使得经济规律不会如“经济学家想使我们相信的那种方式”得到证实。无意识活动的结果虽然作为偶然性的危机出现，但它使社会现实的真实状况得以敞露。正是这个并没有为理性经济学所标识的无意识的活动本身，恰恰才是塑造了理性市场经济运行的现实根基，才是建构全部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隐性支配力量。借用精神分析的话语，理性经济学的理论视域是由话语结构所决定的，特定的话语系统区分了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物。经济学家所构建的理性话语符号秩序无法捕捉到符号秩序之外的“无意识”，自然也就无法解释溢出的症状。作为理性经济学溢出之症状的商业危机集中体现出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非一致性以及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整合中的现实对抗。现实经济运行中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将导致大量的生产部门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伤害，因为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流入经济循环之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劳动无法实现价值意味着将生产出大量的失业人口，而依据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这些人口在失去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的合理依据。为什么依据理性法则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却会从商业危机中推理出如此非人道的结论来呢？因为依据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预设，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者因其劳动而享有相应的权利。失业的人口需要消耗社会的公共财富，而社会财富是由就业者的劳动创造的，失业的人由于不从事生产劳动因而也就不应该具有享受社会财富资源的资格。商业危机在理性市场经济秩序之外的突然爆发也标识了既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理论盲区。价值规律给人们提供了以理性方式认识市场经济运行的工具，但是，在复杂的经济系统中总是有一些剩余之物无法用理性经济学去理解和认识。这些剩余之物往往被理性经济学话语设定为非存在，过剩的人口就是理性经济学的盲点，是一种不被理性秩序承认的非存在的爆发式显现。
（二）非理性的人口论是对于新经济学的外部支撑
国民经济学的市场道德主义的理论主张围绕着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最终成就社会共同体整体的善的理论幻象展开，这种科学理性与道德价值的统一是新经济学理论合理性的基础。国民经济学家构建的这个理论体系旨在遮掩自由市场经济的非理性和不人道的一面，以达到为社会现实辩护的目的。但是商业危机和过剩人口的出现使得某个必须被排除在合乎理性与道德的经济学理论之外的因素以无法回避的症状的形式爆发出来，使得国民经济学理论解释的苍白无力与虚伪做作暴露无遗。商业危机和过剩人口是经济运行的非理性的表现，是国民经济学的市场道德主义主张失败的化身。因此，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使得资本主义自动运行的机制被打乱了，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提供逻辑一致性和价值指向性的坐标系瞬间瓦解。理性规律展开的现实结果却是现实的人道危机，这一悖论式的反差是主张市场经济关系为一种道德关系的新经济学无法回答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看似与之完全相反的理论去揭示新型的商业关系所必然导致的社会现象，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应运而生了。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两性间的情欲是人类必然的天性，因而不加阻碍的情况之下人口数量将以几何级数率增长，而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却只能够以算数级率增加。由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故而过剩的人口将无法获得生活资料，马尔萨斯将之视为自然规律。为了解决人口与生活资料增长的不平衡问题，马尔萨斯提出了限制人口增长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积极的预防，即要求人们节制生理欲望和独身不婚；另一种是积极的抑制，即通过失业、贫困、战争、节育和瘟疫等消灭过剩人口。在二者之中马尔萨斯将积极的抑制视为恢复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平衡的最有效手段。可以看出马尔萨斯的理论基于两个前提：食物是人类维系生存的必需品；两性间的自然情欲是必然的。马尔萨斯将人等同于动物，仅仅从生理层面来考察人口问题，没有看到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别，因而对生产方式及社会关系对于人口的影响也就视而不见了。相同的理论立场所得出的理论不管在形式上多么大相径庭，其在为维护社会现实而辩护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主张市场经济是人与人之间互惠互利的道德经济的新经济学与看似与之格格不入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都是新的经济关系的两种理论表达形式，在根本上并非不相容，而是可以同时共在的。两种理论的前提和方法都是相同的，所描绘的也都是同一个现实，只不过前者戴着文明道德的眼镜所刻意忽视的内容被后者以将野蛮还原为自然的方式解决了。新国民经济学强调自由竞争关系，这可以使人们了解价格形成的规律。供求关系波动规律是理性可以直观到的客观规律，但是理性的直观到此却止步了。处于理性与非理性断裂之处的危机是理性所直观不到的，理性之所以看不到非理性的危机其实正是源自于其将视域仅仅局限于供求关系波动的理性规律之中。规律能够解释的现象理性能够看得到，规律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就被理性视而不见了。选择性的视而不见可以回避危机但是无法消除危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理性的新经济学恰恰是非理性的。借用拉康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象征界从来都不能浸透实在界，因此，总有一部分仍未象征化的实在界。象征界无法容纳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根本的对抗。正是实在界的这一部分返回来以幽灵性增补的形态萦绕着现实。”周期性的波动造成经济危机，过剩的生产力无法回归到社会生产循环之中，由之而来的是大量工人的失业。失去了劳动机会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也就失去了依靠，作为理性建构的剩余物的过剩人口在现实中产生了。新经济学本身就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周期性的危机直接呈现了理论的非理性。当然，自我标榜为理性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不会承认自身的非理性的，自然也不会去解释过剩人口的问题，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留给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回答。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国民经济学理性的认知框架之外总是会有不可被理性形式化处理的剩余，那些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来说属于非理性的内容的解释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一些具有非理性形式的理论上。马尔萨斯用类似于达尔文式的自然科学话语使商业危机和过剩人口现象得到理性的解释，以理性话语对于非理性现象的解蔽完成了对于真实社会现实新的遮蔽，不合理的现象变得合理了。借用拉康的话来说，主体只有在异于自身的他者场域才能辨认自己的欲望。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恰反映了国民经济学那隐藏在道德化的理性形式之下的真实的欲望。如果说新经济学的非理性以视域缺失的方式非直接的呈现，那么马尔萨斯理论的非理性的变现则直接得多。从历史实际发生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新国民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是同一种经济关系在理论上的不同表现，二者看似截然对立的立场具有相同的现实根源，而且从理论的最终目的来看都是为了维护这一现实的经济基础。为了达到相同的为现实辩护的理论目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与新经济学一样极度抽象，都是把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了。恩格斯指出了马氏理论方法的缺陷，“如果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那么他必定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这是马尔萨斯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事实，而对这些事实的考察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只选出一个事实，对其他事实不予考虑，因而得出荒谬的结论。”恩格斯的研究方法是“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方法，是在诸多事实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的方法。正是这种整体的方法使得抽象形式下的现实内容得以不断呈现出来，也只有在这种整体性的视野中现实才能够不断地被加以改变。一旦将体现革命总体性的方法剔除掉，经济学便成为了如自然科学一般的实证科学，其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丧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来看，人口过剩是与生产过剩、财富过剩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社会要素，而马尔萨斯却将作为复杂社会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的人口过剩单独抽取出来加以考察，这必然导致概念的混淆与简化。“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按照国民经济学的逻辑，人是一种无法自给自足的对象性的存在，必须占有生活资料才能够维持生存，人要生活就应该进入社会分工之中从事劳动以便在满足他人需要的基础上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但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不是现实的需求，他所说的消费只是人为的消费”。虽然生产体系生产出了生活资料，但这些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必须卖给买得起的人才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而要生产能够购买生活资料的人就必须给劳动者支付相应的工资。这样一来，就业手段也就等同于就业手段所制造的人，增加就业也就增加了生活资料的购买力。在同一个经济体系的循环之中就业手段和生活资料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就业手段是逻辑理由而生活资料是现实结果，因此人一旦丧失就业机会也就意味着丧失了生活资料。
（三）野蛮理论敞露的危机预示着革命的契机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直接反映出新经济学的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是对于新经济学的否定，恰恰相反，人口论是以表面上相反的内容形式完成了对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外部支撑工作。新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没有办法解释过剩人口现象，就需要一个如马尔萨斯人口论一般的理论来对之加以解释。新经济学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是通过加入另外一种看似完全相反的理论形式来加以解决的。正是这种形式完全相反的理论才能将溢出意识形态体系之外的剩余之物囊括入意识形态体系总体之中。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而言，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不构成对经济社会的“无意识”的精神分析，恰恰相反，它与新经济学一样都是试图构造一种具有防御作用的意识，“我们意识到某物，所以我们能够直接忘记它，因此它不能够将自己镌刻在记忆中并继续萦绕着我们……意识是标准的‘抽象化’的媒介，是将它的客体还原为一些简单特征的媒介。”就二者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动机而言，就二者都将市场经济视为无可置疑的先在条件而言，新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都同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都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是，由于具有与新经济学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内容形式，因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出现具有正面的意义，因为这种理论内容较之国民经济学的虚伪具有简单粗暴的特征。如果国民经济学试图以市场路德主义来掩饰竞争造成的不道德的现实结果的话，那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则存在着对于野蛮现实的直接呈现之维度，而这种呈现包含了对于竞争关系的直接呈现。正是马尔萨斯的赤裸裸的野蛮的人口论将以道德性自诩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野蛮凶残的一面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这无疑对于工人理解自己所身处的社会现实具有积极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由于这个理论才开始明白人类的极端堕落，才了解这种堕落依存于竞争关系……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为了替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与新经济学以新教式的伪善来掩饰现实的做法不同，马尔萨斯是以粗暴的方式将野蛮的现象强行解释成合理的，当然这里的合理不再是道德意义上的合理而是自然意义上的合理。正是马氏的这一做法使得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和竞争关系得以呈现，如此一来，新经济学的市场道德主义反而显得虚伪做作了。恩格斯在马尔萨斯人口论赤裸裸的野蛮内容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自我颠覆的力量，因为单就现象形式而言，非理性的理论内容正是对于非理性的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而这种对于野蛮现实的镜映式反映恰恰使受压迫者得以直接看到非理性的现实，直接看到野蛮残酷的社会现实中正在不断蓄积着的自我瓦解的内在张力。马尔萨斯在事实上以野蛮的人口论为国民经济学搭建起外部支撑物的同时，也就在自由市场价经济体系之外标识了一个无法被道德化的野蛮空间。他对于过剩人口现象的野蛮解释不仅仅将过剩人口置于理性社会之外，使他们在类似于动物界的生存环境之中接受自然选择，而且不知不觉地让过剩人口觉察到使自身具有如此这般悲惨命运的社会机制是对于自己这类人的存在的完全否定，社会已然将自己排除在外。他们不应再对现存社会制度心存幻想，他们现在唯一紧迫的事情就是以暴力革命重塑社会秩序，为自己争取立足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其反动的马尔萨斯的理论恰恰可以作为受压迫者直接认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中介，进而引出整个社会的革命。正是这种对于不合理现实的否定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才能够成就美好的社会共同体的整体之善。
正是由于不是从国民经济学抽象的理论预设出发，而是从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现实出发，恩格斯敏锐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业已敞露的内在矛盾和自我颠覆的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在《大纲》中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基本范畴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揭示资了本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虽然还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但是他已经将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法相结合来分析和考察社会经济问题，因而在方法论上已经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狭隘阶级视域和知性还原思维，已经在方法论上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